对方顿时面如死灰，皇家铁路公司目前在亏损状态下还能大肆扩张，靠的就是皇帝的名头，皇帝要撤股，还要收回冠名权。
作为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他们的财务状况几乎要破产，可以想象，一旦皇帝撤股和收回冠名权的消息披露，公司的股价马上就会爆跌，债券会被抛售，发行新债将无人问津，公司甚至无法为债务支付利息，之后资金链断裂，宣布破产清算。
铁路公司主席马上回去开会，大股东们马上惊慌了，作为大股东，尤其是可以进入董事会的大股东，他们是无法随意出售股份的，必须要做出说明，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产可能会因为皇帝的撤股而破产，经过连续三天不间断的关门会议，他们做出了一些列决定。
他们请求皇帝撤股延迟一个月，然后他们马上开始发行新的债券，名义是要修建新的铁路，实际上则是为了为渡过难关筹集现金。他们发行了300万金两债券，哪怕引起债券价格下跌，利息升到了9厘，还是无无返顾的批发给了各大金融集团。
手握300万金两现金，让他们在目前的亏损状态下，可以坚持一年，然后停止大量的高投入施工，尽量开源节流，将目前的资产尽可能盘活，尽量争取在一年时间之内，达到财务平衡。
一个月后，周琅宣布撤出铁路公司股份，并取消铁路公司的皇家冠名，铁路公司更名为全国铁路公司，瞬间股价爆跌三成以上，债券无人问津，到处都是抛售铁路债券的，还波及到了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毕竟相比全国铁路公司，各省铁路公司的财务状况只是更差，不会更好。
一时间大量铁路公司陷入危机，甚至破产的境地，拖累大量持有铁路公司债券的金融机构跟着步入危机，一场金融危机陡然而至。其实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大量商业公司这几年密集开办，金融市场上的泡沫很大，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周琅也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于是立刻着手救市。但救市不是大水漫灌一般的撒钱，而是用政策引导和针对性救济。甚至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改革的良机，他借此整顿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体系这些年野蛮滋长，主要形态还是那三种，钱庄、当铺和新兴的票号，钱庄以货币汇兑业务为主，当铺做的是抵押贷款，票号做异地汇款业务，但三种金融机构，都持有大量可以方便变现的信用证券，因为他们手里都有大量的积压资金，单纯存在金库，是十分浪费的，股票和债券的利息是一笔额外的收入。可是一遇到金融危机，他们就首当其冲，尤其是大家投入股票、债券的资金都不是自有，大多都是客户的资金，马上资不抵债。
钱庄、当铺和票号跟西方银行有什么不同？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西方银行的金融手段更多一些，但做的无非也是货币兑换、贷款和汇兑的业务，但他们在风险控制方面，更加严格，这才是最本质的区别。而且由于一些法国人开办的银行，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中国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已经开始大量开展存款业务，不管是钱庄、当铺还是票号，都已经退出了有偿存款业务，跟法国人的银行争夺民间资金。
可以说本质上的区别极小，但由于缺乏风险意识，中国金融机构扩张更加盲目，一两万资本开一家钱庄，他们就敢发出几十万两的庄票，不顾自己的规模，能做多大的生意，就做多大的生意。经济良好的时候，他们扩张极快，经济危机时候，他们破产的也快。
伍秉鉴管理的公行一直都是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的央行，周琅找到他，向他提出了几个原则，公行可以对破产机构进行清算和救济，资不抵债的小钱业，让他破产清算，收回执照，大的，经营良好的给予资助，让其继续营业。同时让他们商议出一个风险控制的规范，公行定期进行查账监督，不能让他们野蛮生长了。
国家对公行的致支持则是，允许他们超发大量纸币，必要时刻可以停止兑付黄金，等度过这次危机之后，在恢复跟黄金的兑换。
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他们成长，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没有必要过于惧怕。
在公行平稳有力的措施之下，市面虽然萧条，但并没有失去控制，有序的缓慢恢复，挤出了泡沫之后，也许更加健康。
就在中国因为铁路问题引发经济危机的时候，皇太子率领的庞大舰队也到了美洲，开始对美洲这块富庶的海外领土，进行管控，结果会发生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内战，还是平稳的完成控制，实行州县制改革，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