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这种良好氛围继续下去，周琅发现大量官员入股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又反过来利用一些高官显贵的入股来宣传，给自己公司背书，吸引更多的资金。官员不能经商，这是后世很多国家的规定，目的是防备职务犯罪。周琅没有反对官员参与工商业投资，默认了这种现状。但是职务犯罪是一定要杜绝的，因此他开始严查各种商业公司为了拉拢官员，给予他们干股的现象，将其定性为腐敗，按照贪腐罪论处。
同时为了避免因为授权商业公司的权力集中在国家和省级官府机构，导致商业公司数量稀缺，周琅继续下放权力，规定县级官府也拥有批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又为了打击商业公司过于依赖政府授权，废纸了商业公司的特许权限制，只要在经营期间，没有犯罪，没有偷税漏税，那么所有的授权可以自动延期。
本来就有大把商人挤破头想组建自己的商业公司，这一次权力下放，瞬间让全国数万个县都拥有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商业公司的数量。周琅还废除了垄断特权，过去一个省只能批准一个垄断性公司，比如山西矿业公司，只能有一家，别的公司就不能在山西采矿，现在则不再限制数量，政府可以授权多家公司。
这些措施都让商业公司在中国成几何倍增加，短短几年时间，新成立的商业公司数量达到了十万家以上。如此庞大的公司数量，比如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大大影响了商业公司的总体信誉，但投资者也开始更看重公司的业绩，而不再认为投资商业公司是一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了。
结果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官方性质越来越淡。可社会风气，依然对公司比较宽容，对商人比较歧视。这无可避免，后世尚且如此，比如两个人走出去，一个说自己是开公司的，另一个说自己是开网店的，有的网店可能获利丰厚，而公司则负债累累，可大家初听之下，第一感受就是开公司的那个人很高大上，开网店的很低级。经历过改革开放，十亿人民八亿商时代的中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这个时代呢。
最近十年，通过普遍建立商业公司的办法，中国的商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了起来。
但是激烈竞争之后，许多大型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业务，规模庞大。让政府对他们都不敢小觑，比如动辄牵扯百万河工生计的运河公司，铁路公司等大公司，政府想动他们都得掂量掂量。这也算是商业开始抗衡政治的标志，也只有这种超大型公司，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在跟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互动中不至于过于被动。
这让周琅不由的联想到，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政治程度比较高的东方社会，如果要进入商业社会，财阀化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韩国都是在财阀推动下步入商业社会的。
不过这不重要，财阀式的也好，金融资本垄断式的也罢，自由商业式的也无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周琅更看重的，是随着商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因商业而获利的阶层开始出现。这个阶层极有过去的豪商大贾，也有良田千顷的地主豪族，还有俸禄丰厚的高官显贵，周琅认为，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些人关乎自己商业改革的成败。
商鞅变法为什么成功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了，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商鞅变法打造出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王安石变法虽然跟商鞅变法一样，损害了大量旧权贵的力量，但却没能培养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商鞅变法是即打击了旧的贵族势力，又培植出了一大批因为军功受爵而获利的新权贵势力。
王安石变法损害了商人、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目的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目的十分的无私，可人是有私心的。商人不愿意接收国家强制进行收购、运销的均输法，地主不愿意接受杜绝他们通过向农民放贷而获利的青苗法，农民也不想接受有可能让他们当兵的保甲法。
王安石没有培养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他一心为公所以他失败了。商鞅代表的法家，坚持人性本恶，反而成功了，这不得不说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挑战。就好像吃大锅饭的时候，明明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干活，不至于挨饿。但分了田之后，同样的土地上，不但交给国家的粮食比以前更多了，老百姓家的余粮也更多了，人性本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