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议会中，反对战争的势力很强大，舆论也不支持战争。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中国统治阶层，虽然跟他们古代的祖先相比，已经改变了很多，视野宽广了很多，但依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阶层，跟其他国家的统治阶层相比，他们对外界的兴趣不够大，缺乏扩张的兴趣。尤其对中国之外，并且对中国不具有直接威胁的情况，漠不关心，不太愿意介入外界事务。
另一方面，中国扩张的已经够大，即便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迅速消化完所得到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类似俄国这种扩张成性的帝国，否则一般都会产生孤立情绪。
第三方面，代表底层利益的工会势力日益强大，从工会最先在英国开始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开始，他们就是反战的，工人组织从一些精神导师的理论中得到了一个教导，那就是战争从来都是对底层民众不利的，是统治阶层的争权夺利，工人应该是世界的，无国界的，是国际主义者，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出身犹太人的精神导师，大概是将居无定所的犹太民族的世界主义文化引入了这些理论中，早就了早期工人组织的普遍反战。
舆论反对，掌握舆论是是文人阶层，统治议会的同样是这个阶层，因此议会中的主流不支持战争；文人阶层反对，由文人阶层组成的官僚集团的大部分显然也不会支持战争；日益崛起的工人势力更是反对战争的情况下，中国本来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但在高层的运作下，让他们有了一个参战的外交义务。
这很不保险。
不过中国的国情特殊，他们的宪法跟德国类似，君主的权力相对较大，必要的时候，君主是能够绕过议会的。他们的高层一直保证会参战，根据德国大使的了解，是以皇太子为首的高层，力主参战，暂时压到了官僚集团、议会和其他政治势力。
目前执掌中国政权的，恰好就是皇太子势力，但对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却不在皇太子手里，而是决定于已经不问世事的皇帝。
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只要皇帝不支持，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取消对德国的承诺。
所以中国一日没有加入战争，就一日有变数，让德国一日都无法安心。
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英国深刻，德国能明白的事情，英国人更明白，法国人跟中国的关系甚至比英国还要密切，至今在中国的科学体系中，法国因素都占有最大比重，中国的度量衡，科学规范，科学理论，都带有浓浓的法式特征，中国的高级科学机构中，依然有不少法国科学家。这是从拿破仑时代起，中国就跟法国建立的密切联系。
所以英法也清楚，只要皇帝没表态，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德国在不断的催促中国政府，英法也在游说中国政府，许下更大的承诺。其中甚至包括，将所有德国的海外领地都让给中国。最重要的，英法都在尝试直接跟中国皇帝对话，尤其是状况很不利，又跟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法国，他们甚至动员了拿破仑家族成员，请出了在伦敦流亡的前法国总理路易波拿巴的儿子为代表，试图面见中国皇帝。
在中国正式宣战之前，双方都还有机会改变最后的结局，因此在中国的外交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的激烈起来。
双方都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中国是否参战，如同一把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是一张已经拉开，却没有射出的弓箭，英法和德国双方，都感到了一种窒息的压力，如同等待裁决的罪犯一般，感觉到对命运的无力。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天，七十二个小时。
从武当山，传下了一份皇帝的旨意，送到了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