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唐介休顺利地从岭南采购到了上等的安息香和苏和香，由杨勇进献给母后独孤伽罗后，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困扰独孤伽罗近一年之久的心悸、失眠等症状明显有所缓解。独孤伽罗感念长子献药为自己疗疾的孝心，在高颖罢相后，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没有再向杨坚建言另立储君一事，这样一来，杨勇一度因高颖罢相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初夏时节，按照近几年的惯例，每逢入夏，皇帝都要留太子在长安监国，携皇后、嫔妃前往歧州的仁寿行宫避署纳凉，直至秋凉方回长安。
杨勇便打算趁父皇、母后都不在长安的这段时间，利用自己留在长安监国的有利时机，广泛笼络朝臣，培植党羽，以挽回因高颖罢相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局面。
可是，眼瞅着已过了五月端午，仍不见父皇有前往仁寿宫避暑的动静，杨勇遂有些心急起来，密令他安插在大兴宫中的眼线时刻关注皇帝、皇后的动向，随时来报。
又过了近半个月，终于有眼线来向杨勇禀报，皇帝已准备携皇后、嫔妃们前往歧州避署去了。杨勇得报大喜，遂将萧子宝等一班亲信朝臣召集来东宫，提前向他们分派了笼络朝臣的差使，只待皇帝、皇后的銮驾一离开长安，就可以分头行动了。
然而，在这之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从大兴宫麟德殿接连传下的几道圣旨彻底打乱了杨勇的计划，并令他身不由已地陷入到了更大的恐慌和不安之中。
循例，皇帝在每年离京前往仁寿行宫避暑前，都会下达一道诏旨，明确在自己离京后，暂由太子留京监国，除涉及重大军务、灾荒等紧急事务，概由太子主持处置。
可是今年，杨坚在携独孤伽罗离京前下达的第一道诏旨却是，调广陵总管府长史张衡回朝担任黄门侍郎一职。
黄门侍郎职掌大兴宫门禁，负责向皇帝呈递奏章等事项，虽然品秩只是从三品，与张衡之前的品秩相同，却是皇帝极为看重的一个官职，若非皇帝极为信任的官员，是决不会被委以黄门侍郎这一官职的。
朝野尽知，张衡自杨广幼年出镇河北时就追随其左右，是杨广身边的头号谋士，父皇在离京避暑前为何会忽然调张衡回朝改任黄门侍郎一职，杨勇不由得在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紧接着，隋高祖杨坚下达的第二道诏旨，便解开了杨勇心中的这一疑惑，但也使得他陷入了恐慌不安当中：诏命太子随驾前往仁寿宫避暑，晋王杨广留京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