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诚笑了，说：“我唐诚，才不会在乎那么多，红尘俗世，千秋功业，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我能够拥有你们这两位绝色的红颜知己，才是我唐诚最大的幸事和收获。”
唐诚淡定说：“余下的事。就听天由命吧！”
唐诚再想收回来，真是收不回来了。第二天，甘南省召开一个全省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全省厅级干部都参加了。按照惯例，这个会议设主席台，省委常委一班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坐。
可是今年的经济会议改了，直接由周希良主持，陈步荣参加，根本就没有通知唐诚。
而后，唐诚是在电视台上，看到了全省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周希良和陈步荣分别讲了重要意见，陈步荣发表了《多快好省建设甘南经济，迎接新挑战新起点》的重要讲话。却没有唐诚什么事。
这就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标识着，唐诚即将要退出甘南政治权力中心了，人家已经在蔑视唐诚了。人家再给甘南人民造成一个共识，唐诚已经即将离开。
唐诚看到这个新闻，说句心里话，心里是酸酸的。
就在江湖上，唐诚即将离开甘南省长，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这种事，也传递到了华夏国重要领导人的耳朵里。
华夏国中组部的首长，手里拿着唐诚发表的佛学文章，走进了华夏国主席的办公室，恰巧的是，华夏国老总也在。
组织部的首长，先是汇报了其他省份的人事调整工作，以及个别人事安排工作。最后，提到了唐诚。
组织部首长说：“主席，老总啊。下面，我汇报一下唐诚的问题，这个唐诚，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他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华夏宗教事务局的年羹书，确实是向我们组织部门递交了提前退休请求报告，并且郑重向我们推荐了唐诚，接任他的职务。第二个，这个唐诚，真是署名在我们国家佛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署名文章，谈了他对佛学的认识。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吃不准啊，不敢定夺，特别来请示一下首长们的意见。”
华夏国主席听后，淡然笑了，他讲到了一个历史典故，他说，1939年春，周总理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总理“裁决”。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总理题词，周总理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周总理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周总理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