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在南城三年来最难熬的一个夜晚，似睡非睡之间，总是惊醒，梦里红裙子的女人长着狰狞的面孔向我扑来，被分尸的肖岩冰不时在我脑海里流窜，我想躲开他们，却怎么也躲不开。半梦半醒之间，我迷迷糊糊给姐姐发了一个微信，却很久没有她的回复，而我像被梦魇了一般，担心挣扎却清醒不来。直到凌晨姐姐终于给我回了条语音，我才踏实。而陆曾翰，却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只是在我惊醒的同时，总是下意识地第一个想到他，不知道他今夜在刑警大队怎么度过？
第二天一早我便忙着给杨意泽电话询问情况，杨意泽的声音难掩疲惫：“熬了一个通宵，那家伙什么都不肯说。真是奇了怪了，都自首了怎么又成了闷嘴葫芦。”
“我能去见他吗？”我也顾不得矜持和面子了，直截了当地问着。
杨意泽顿了一下，说道：“真的不行，辛姐，他现在只有律师能见。”
“我不是以朋友的身份，我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可以吗？”我追问着。
“可是，”杨意泽更加为难，“这次上头没说要出动心理专家组啊。而且，辛姐，白队昨天还问我你和他是怎么回事，我打哈哈过去了。白队如果对你和他的关系起疑，以后即便需要心理专家，也不会找你了。”杨意泽的话很实在。
我默然。杨意泽有些好奇地问道：“不过，辛姐，证据都摆在眼前，难道你还不信他是凶手吗？”
“是。”我承认。
“为什么呢？是从那些画里分析出什么了吗？”杨意泽问道。
我再次默然，我不是分析出什么，我是听到了什么，或者说，我只是固执地相信着什么，而他和邹昱凯的对话不过是给了我这种相信一个借口，我试着假设过，如果我没听到他们的对话，会不会信他？答案依旧是会的。我的信任尽管没有来由，尽管只是直觉，却莫名坚定。
挂了电话，我的心空空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安不下心去做别的。和韩牧之请了三天假休息，在家里坐不住，刷剧看书都静不下心，只好拼命干着家务，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莹莹都看得一愣一愣。
收拾起在岛上穿的运动服，忽然摸出一颗骰子，我的心倏地一软，还记得那天，他握着我的手，掷出一个六个四，给我一个全场最耀眼的点数，也给了我一份柔柔触心的温暖。我把那颗骰子捏在指尖，对着阳光细细看着，唇角不由漾出微笑。
我揣着骰子出了门，在南城的小巷子里四处游荡着，在逛了三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一家自制首饰小店铺，里面卖的首饰都是自己做的，我把骰子拿了出来，问道：“可不可以帮我在上面打个孔？”对于能自己做首饰的店，打孔不是难事。
老板同意了，花了二十块打了个孔，还送了我一条红色的绳子穿了起来，我把那颗骰子挂在了脖子里。贴着心的感觉，好暖。尽管那颗骰子是他不经意的一臂之力，于我，却是不掺金钱、很纯粹的馈赠。戴上了骰子，心情也无端踏实了许多。
休息了三天，去驿桥开始了上班。我依然每天都会向杨意泽询问陆曾翰的情况，得知他完全否认了之前的自首，声称自己没有杀人，远航给他请了南城有名的律师。现在警方也没有其他办法让他认罪，只能督促法医和痕检科加快速度，用证据说话。
“对了辛姐，”杨意泽问道，“你还记得去拓展训练之前，梅主任让你做报告的事吗？”
我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脑海中灵光一闪：“他还要做吗，我最近有时间。”
“他又问了，我没敢贸然答应。”杨意泽欣喜道，“你有时间，我就汇报他安排了。这下我年底考评可算不用担心了。这个梅主任，就喜欢给人加莫名其妙的任务。”
梅主任把报告安排在了周六下午，我简单讲了一些绘画心理分析的基础，比如房树人的定性分析等。梅主任也去听了，就坐在第一排，看着我表情温和，我竭尽全力认真讲着，今天要好好表现，再向他提个请求。
报告结束后，其他人陆陆续续离开，梅主任走到前面，看着我笑道：“辛老师辛苦。每次报告都准备得很精心。”
我不会客套，只看着他微微笑着。梅主任看了看手表问道：“还有点时间，不知道辛老师有没有空，去我那里坐坐？”
我求之不得，急忙点头：“有的。”
跟着梅主任到了他的办公室，很简单、有棱角的风格，符合他之前狙击手的特点，我细细打量着他，高大英俊，不同于韩牧之的温文儒雅，也不同于陆曾翰的苍白病态，这位梅主任阳光硬朗，很爽快，也健谈。
他递给我一杯茶：“没什么好招待的，讲了半天，先喝口水吧。”我接过杯子，心里纠结着该怎么说陆曾翰的事。而梅主任却打开了话匣子，从警队的党建聊到政治作风，理论滔滔不绝，而我心不在焉，他说的话完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大概明白他到最后的意思是，侦查的形式要多样化，我的艺术治疗可以和警方多方位合作，不仅是绘画分析，也可以为高压高负荷的警队人员做心理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