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需要上缴国库的钱粮比例大大提高，郡县地方仅仅保留民政等一些基础事项的支出。国家每年的财赋收入大大增加，郡兵乡卒的供养直接由中央划拨。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统管能力，又是一项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政策。
但是因为若是每一次地方收取了钱粮赋税，先要运往国库，再运转回地方用于拨付支出。多次辗转调运绝对是不小的消耗，也会造成其他不必要的问题。于是张绣同时再发一道政令，令地方除郡县仓库之外，在建一座国仓。以后地方需要运送往国都国库的，可以计提一部分留存于本地国字号仓库。以此节省在运送途中的钱粮损失消耗。
这其实就是参照了后世的国家银行模式。张绣决定鼓励工商与农桑并举，最后必然带来的是通货的发展和银行的诞生，虽然距离这些质变还很遥远，但也算留给后世作为一种参考。
地方兵权和财权这样就算彻底分离了，这将很大程度避免了地方叛变或拥兵割据的风险。之所以是避免而不是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为还存在着郡太守和郡都尉勾结串通的可能。针对这样的可能则就要涉及到另一方面的改革了，在此不提。
除了地方，中央也需解决军政分离的问题，以免造成军权过重大臣把控朝堂的局面。而在整个两汉时期，这一问题都是没有解决的。历代大将军多有干政专权的现象，自西汉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自行决定废立皇帝开始，此势愈演愈烈。再到王莽任大司马，最后到东汉历任大将军窦宪、梁冀、何进多有专权不轨。
张绣想要奠定楚国基业，自然也是需要着眼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上三国曹魏和孙吴最后的下场已经是明鉴，司马氏篡夺了魏国军权建立晋朝，吴国发生了诸葛恪、孙峻专权的事件。晋朝以后居丞相、大将军等高位把控了军政大权者谋反夺位者不可胜数，此遗毒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十国，直到宋朝建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才得以根治。
为此，张绣重新划分三公九卿等重要官职的职权。颁令为大将军只主征伐之事，不参与武事。太尉掌军备武事，但不得掌兵。中尉统领禁卫上军，值守宫廷要地。卫尉统领禁卫下军，戍卫国都。中尉府与卫尉府不受大将军府统辖，职司内军受国君直辖。
四征将军与四安将军统领各部外军，四镇将军与四平将军统领所辖各郡县属兵，相互之间互不统辖。
另颁布法令，下至都尉校尉，上至太尉大将军，为将者一律不得担任文职，更不得干预政事！同理，文官不得掌兵，无论位列三公九卿官至丞相司徒司空太傅，还是地方主官太守县令，一律不得参与军事，违者皆以极刑处之，并株连三族。
上面这些举措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军政界限，楚国实行开明的严刑酷治，法令既然颁布，便绝无旁怠之理。但是凡事不是绝对的，张绣仍然允许jūn_duì 系统有文臣的存在。毕竟领军打仗光靠主将自己的脑子是不够的，有时因人而定而设置随军监军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监军一职张绣明确规定不是常设官职，即用即设，兵罢便撤！
另外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军事改制就是，楚国仿效曹魏设立随军祭酒，但不像曹魏的军师祭酒只是虚职，张绣赋予军师祭酒掌管兵饷职权。但各军祭酒不直属于各将军府，而从属于太尉府系统。于是在jūn_duì 内部再割离了兵饷与领兵权的关系，这一改革举措的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大大避免了将领克扣军饷的可能，还最大程度消除了为将者与士兵之间的依附关系，是实现jūn_duì 国家化的一项必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