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济等都希望更改制度。
提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府兵移边，世镇边疆。
把大量的折冲府，部署到边疆地区去，以后直接以边地的折冲府兵轮番镇守边疆，不用再总是从中原内地抽调府兵戍边了，一来省了轮番远戍之苦，二来边兵更熟悉边地。
而且各地的原都督府制度与新府兵制相结合，到时兵将合一，将知兵，兵知将，兵将也都熟悉边土、边敌，甚至是以边地税赋钱粮留边供军。
这套东西，在秦琅看来有种浓烈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感觉扑面而来，或者说，这就是唐朝自高宗武后开始出现边疆藩镇，在唐玄宗时形成正式节度使制度的一套东西。
本质上，都是因为边地军事攻防军事的迫切需要，原有的旧制度无法跟上形势，而采取的一种新制，或许称为打补丁。
这套东西当然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说若是折冲府部署到边疆，不管把现在关陇中原的府兵迁移过去，还是以后在边地点选新府兵，以边民守边地，守的也是自己的家园，他们当然更有动力。
二者就算是轮番戍边，也是就近当值，不用说从河南到西域万里上番，路上就先浪费一两月，更别说过去后不适应那边的气候不熟悉地理，不熟悉对手敌人等等。
而给予边将更大的权力，那么实际上就是战区或军区制度了，到时拥有很强的指挥自主权，甚至是军区拥有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财赋钱粮供应，这对于西域这样万里之外的边镇，是非常有必要的。
处处由朝廷枢密院来指挥调动，这是跟不上节奏的，而如果边军的钱粮器械完全由朝廷调拔供应，也跟不上。
当然，边地穷，在如今的情况下，中原富裕，边地就算有一定的财政权，也还是穷，仍然还得朝廷财政支持养兵，但起码得让前线拥有一定的独立指挥权和财权。
想法是好的，这毕竟也是根据已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属于头痛医头的办法，但这种打补丁式的措施，将来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他们也许能预料到，或预料不足，但先解决眼前出现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如果将来出现说比如北魏的六镇这样的变化，那也是将来的事情，也许以后还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呢？
北魏立国之初，建都平城，处于代北，所以草原上的柔然对他们的威胁最大，为此北魏沿着阴山燕山一线，先后建立了数个军镇，其中以武川、怀朔六镇最强。一开始，北魏重视六镇，毕竟就在国门口，六镇待遇高，勋戚贵族甚至士族豪强子弟争相前往六镇，这相当于是镀金一样，也是大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后来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局势也渐渐好转，北魏对于处于塞北的六镇，慢慢的就忽略甚至轻视起来，逐渐功勋贵族高官子弟们就不肯再去六镇，六镇里的将士们也难再有好的升迁，甚至钱粮器械等也补给不足，甚至一度沦为罪犯们的流放之地。
北魏骄傲的六镇，成了人人厌恶的边荒，于是最终六镇大起义，把北魏掀翻了，而后来取代北魏的六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也都是当年六镇的人。
历史上，唐玄宗时建立起来的大唐边地十镇，最终也失控了。虽然造反的东北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率领的东北军团，其实在当时几大军团里并不是最强的，剑南、陇右才是势力最强，甚至朝廷优先防范的，但就算不是最强的东北军团的造反，依然势如破竹的攻进了洛阳、长安。
这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武德贞观朝重心是统一天下，安稳中原，所以天下精锐尽在关陇。到了唐玄宗时，已经是达到一个扩张的顶点，东北方向，一直在辽东、朝鲜半岛征战，甚至一度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后来因调兵去应对吐蕃和漠北胡人，让新罗人趁机抢夺了大同江以南，奚契也一度叛服不常。
在陇右剑南，则要面对的是吐蕃和南诏的联合逼迫，在西域，又得面对着西突厥人的反抗，还得与吐蕃争夺，更要面临大食人的进逼。
辽东辽西、剑南陇右、河西西域，这些战场太过遥远，而且已经不是贞观初那种临时性的征讨作战，而是沦为了拉锯式的常态化战争，双方割据拉扯，常期战争，这种情况下，大唐的军事制度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形成了三大边军集团，久驻边地，反而是两京和中原地区，反而空虚了。京畿虽有禁军，但禁军久不上阵，完全不能打，面对着河北叛军，中原是一溃千里，京畿禁军也是连失两京。
秦琅做为一个后来人，现在看来济他们提出的军制改革，便一下子看到了这种改革要面临的隐患。
这基本上就是要设立边镇节度使了，边镇军事集团化，未来也必然出现强枝弱干的情况，就算大唐现在有二十万禁军，可边军面临的复杂军事环境，天天打仗，训练和装备肯定都强，而京畿禁军打仗经验少，就算装备精良但将来也肯定打不过边军的。
只是现在的情况，不改军制，则现在边军肯定难以长久维持控制住边疆安稳，更别谈继续对外扩张了。可改，则会强枝弱干，将来会可能边镇倒卷中央，甚至是藩镇割据。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