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了解到，罗娜外表看似白人，其实生于伊朗，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她熟知战火与杀戮，对故土感情复杂，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为，难怪痛彻心扉。表面看每个人都好好的，原来都挺苦大仇深。大卫听着罗娜的哭诉，脸上没有了那种捉摸不定的神色，为她端来一杯冰水，待她稍显平静后，示意一男同事叫来出租车，送她回家了。
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首先美国的旅游业陷入瘫痪，辐射到欧洲、中东，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祸不单行，接下来亚洲爆发了sars，香港、新加坡、韩日、中国无一幸免……集团旗下的生意全线告急，但维护那些庞大的不动产，却是一分钱也没少花。
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转直下。一天下班前，阿斯塔进来关上门，告诉我说由于公司收入滑坡，员工绿卡申请全部被无限期冻结，换句话就是不能办了。这之于我简直是个晴天霹雳，与亲睹航班175引爆世贸大厦同样惊骇，我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人事部经理维姬不是打电话，而是派人来叫我去一下。我猜铁定要被裁了，立刻想好晚上必须去女友小刘家吃饭。她随丈夫来美国，没下飞机就有绿卡，我都快流落街头了，不蹭她蹭谁呢。
维姬面露难色，挤牙膏般跟我解释，绿卡停办，本质就是钱的问题。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协助。我一下就听明白了，转忧为喜，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一位华人律师。他收费合理，并安慰我不要上火，可谓峰回路转。我又恢复哼着歌的快乐模样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罗娜说起，大卫得知我的麻烦后，亲自打电话给人事部门协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惹得他大发雷霆，抛出一句“我不管，反正你得给那个中国丫头搞定绿卡”，然后摔了电话。大卫背后总叫我“the chinese chick”，其实我早过了小丫头片子的年龄，只是亚裔普遍显得年轻他们猜不出来吧。
原来如此，难怪人事部经理接待我时那么不自然。虽然我工作很勤奋，但也并非不可取代，居然是一直敬而远之的大卫为我争来宝贵的机会，否则我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当大卫得知我自己付费后，依然不满，认为只在员工身上省钱并不公平。后来阿斯塔告诉他私人律师办得更快，他才哼了一哼。
大卫除了身为账房总管，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购方面的专家，随着经济形式的好转，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渐明显。比如他反对大规模地兼并扩张，力主对工会态度更加强硬。在他看来，某些有着浓郁欧亚背景的高层，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故常使下面的工作举步维艰。
不久，当一个可能裁员的消息传来时，尽管依依不舍，我仍去另寻了他路。新的公司属于高科技类，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了。后来听说大卫也另谋高就，搬回老家的一座大城市去了。
但我与酒店的几位前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络，市场部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一。让我惊讶的是，提到大卫，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认为我碰见这样的老板运气很好。与我同批申请绿卡的人中，不是被迫离境，就是费力地调换工作，留下的也历经曲折才安顿下来。
然而，这次玛格丽特带给我的最新消息是，大卫去年被以渎职罪被起诉了。
原因是，大卫担任财务总监的某豪华酒店的资深运营者兼开发商，授意他挪用四十八万美金公款，支付自己的房产税。之前总经理因提出反对已被解雇，迫于对方位高权重，大卫违心地划出了这笔钱。东窗事发后，他虽因配合检方作证得到缓刑，但会计师资格被取消，若干年内不能从事相关工作，对于他的年龄，几乎就是永远了。
记得多年前我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读书时，一次教税法的老先生因某话题有感而发，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你们以后当会计，总要与金钱和上司打交道，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陷入怎么做都是错的境地。所以大家一要用好判断力，二要自求多福。
回想起来，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大卫知法犯法，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就不予评说了。对于帮助过我的事，估计他早已忘记，但补上当年从未对他当面说出的谢谢，是我唯一需要去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