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打住了，又讯问我是否酗酒，是否吸毒，有几个性伴侣，是否可能染上艾滋病毒，并目光犀利地强调我必须说实话，她才能真正帮助我。我彻底晕了，但发扬回光返照的精神，一一给出否定答复，并恨恨地意识到，我的确需要心理医生来抚慰这颗脆弱的小心灵了。她语气慢慢变缓，让我补验艾滋病，以及去做ct查癌症，同时不排除我可能染上了严重的感冒病毒。从诊所出去有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我下定决心，就是死在这街头，也绝不再去见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
后来据朋友分析，根据我仅有的发烧症状、良好的检测结果、不合作的态度，该医生认定我并无大恙，寻求关注是真，所以需要治疗的是心理。这一点上，她的职业判断非常愚蠢。怀疑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虽然合理，但咄咄逼人的态度表明她并非良善之辈，跟她就此诀别是明智的。
更荒唐的是，当我后来查看就诊记录时，惊讶地发现，最开始说我得脓毒性咽喉炎的那位医生，在“症状”一栏下居然写着“咽喉疼痛红肿”，一个十足的谎言—为了支持自己的误诊，显然他编造了病例。
综合一个星期以来艰难的求医历程，我的感受是，这家医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撇开华丽的装潢，和为患者健康着想的幌子，它更像三流的生意人。医生居高临下，优越感十足，对患者病情毫不上心，只依据流程机械操作，既不承担风险还可高额收费，功利的本质一目了然，连以“医学不是万能的”或“医生也会犯错”为借口，都显得太过勉强。
毕竟非我族类，以致最近我变得很种族主义，深埋心中的“仇恨”破土而出。有白人朋友告诉我，美国医生里缺德的其实挺多，他们被无良对待的时候也不少，关键是以后要挑个好的。的确，本来我对这家医院印象不错，每当重大事故发生，伤者动辄被空运到此，说明它的某些专科非常先进。怪我没找家庭医生，而且得错了病吧。
不过为我做ct的技师非常温和体贴。他白白的头发、白白的胡子，圆圆的肚子、圆圆的脑袋，尽管身着浅蓝工服，却活脱脱像一圣诞老人。他满口honey、honey（宝贝）地叫着，温和体贴，让人有些受宠若惊。比如他见我穿着病服瑟瑟发抖，马上送来烘热的线毯；我准备喝药时，他就像哄小孩般把注意事项解释得一清二楚，言语之幽默让我笑出声来。我猜他见我做这么大一单检查，怎么也得有一两种绝症吧，拿出的大概是临终关怀的态度。
高烧在第十五天终于停止了。片刻的喘息和欣喜之余，我发现自己像一片残垣断壁，收拾起来困难重重。很长时间过去后，我握个餐具、端杯咖啡仍旧险象丛生，至于规模稍大的动作，就更望洋兴叹了。虽然恢复极慢，好在我癌症艾滋全没得上，脑子也没烧坏，大结局就是我根本没病！
最可笑的是，女医生来电通知我ct结果时，仍没忘提醒我约见心理治疗师—找不出病源，她更相信我没病装病了。我心想，除了太上老君的炉子我没钻过，我磨炼得还少吗？从县城户口变成北京户口，从中国户口变成美国户口，我还想从地球户口变成火星户口呢，抑郁个头啊。
无独有偶，我有个朋友也久病不愈，规律性地发烧头疼，痛苦不堪。更惨的是，她先后被三位医生分别诊断为鼻窦炎、肺结核、红斑狼疮，曾被要求立即动刀。尽管后来被一一否定，但她工作生活两误，无奈自己做起了研究。博士的科研能力就是强大，她怀疑自己染上了某种病毒，经专家证实果然不假，对症下药终于痊愈了。
美国每年有无数病人被误诊。由于对医生没有个人问责制度，患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不幸遇到庸医非常可怕。我的体会是，这里的医生开膛破肚、大卸八块非常厉害，但疑难杂症、半死不活的，病人只能自求多福了。而且发烧不算病，如果有命就熬得过去，熬不过去命就没了，生死这时只靠自己。
跟原先做过神经外科医生的好友聊到这事，他笑道：“你绝对没病，都是那几天的陨石雨闹的。你那是跟宇宙联系呢，一定是灵魂给折腾到俄罗斯去了。”他说的是那年2月，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那场陨石灾害，而我曾经学过十年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