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又召见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志发，如此这般，安排一番，崇祯还是不放心，觉得支持余翔的力量有点单薄。
俗话说吉人天相，正在崇祯思忖如何应对明日早朝之事，有太监禀报：“熊文灿、卢象升求见。”
崇祯大喜，安排在御书房接见二人。
原来这两人回京述职，两人刚回京城，就听说余翔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对余翔甚为关注，担心此事处理不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为此忧心忡忡，不约而同地求见崇祯，看看能否为化解当前危局出一份力。
历史上的熊文灿，招抚郑芝龙并任命其为海防游击征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成功，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因此为杨嗣昌所荐任五省总督，带兵剿匪，文灿本不愿赴任，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可崇祯仍委以大任，熊文灿无奈地担当五省总督之职。在崇祯十一年，他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诈降，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次反叛，熊文灿也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而余翔的到来，引起了蝴蝶效应，刘国能提前投降，张献忠被击败逃遁，从而避免了熊文灿因招抚失败而被杀的命运。
熊文灿对于《特战时赦法深》很感兴趣，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此法与他所倡导的招抚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特赦法与他之前的招抚策略区别在于，经招抚的jūn_duì 重新改编，训练，削弱原将来对其控制权，这些接受改编的人还要接受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以防诈降或者恶习不改。是以，熊文灿对余翔做法非常支持。
再说历史上的卢象升，能征善战，抚治郧阳期间备兵设屯，扼要设防，屡向朝廷奏请进剿农民起义军，很受器重。治军严刻，抚循有方，用兵以凌厉凶狠见长，屡获战绩。十年，任各镇援兵总督。十一年九月，清兵逼近京师，他受命督师，以兵部尚书，驻兵昌平，但因为官直言和坚持抗清，遭宦官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主和派嫉恨，虽名为督天下兵，实辖兵员尚不及两万。后因崇祯帝听信谗言而被去职，手下仅有疲卒五千，乏食空腹，哀呼莫应。十二月十一日，在河北巨鹿身陷数万清兵之围，临危不惧，激战三日，壮烈战死。至于余翔能否改变卢象升的命运，那就得看造化。
卢象升作为一位铁血统帅，他久受士兵缺粮短饷之苦，深知带兵作战不易，既要让余翔带兵作战，又不给粮给饷，还遭致弹劾，因此对余翔很同情，对于余翔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常胜军，由衷佩服，惺惺相惜！
在御书房，君臣三人真心以对，气氛融洽，熊文灿和卢象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余翔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在朝堂上参奏，为余翔请功。
有了这两位能将的支持，崇祯皇帝心里有底了。
第二日早朝，正如崇祯所料，大殿外士子们跪地请愿，朝堂内跪倒一片，可令这些大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下跪的人数，远远地少于昨日下跪之人，工部、兵部和大学士张志发一系的人没有下跪，朝堂上还多了熊文灿和卢象升两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并且朝堂之上多了好些金甲武士，气氛不同以往。
下跪的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手，预感到有些不妙！可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
崇祯手指着下跪的一帮大臣，说道：“你们给我起身站好，余翔是对是错，该赏该罚，今天在朝堂上理论清楚。”
这些朝臣岂敢抗旨不遵，乖乖地起身，站列朝堂之下。
崇祯说道：“杨嗣昌，说说你的看法。”
杨嗣昌出列道：“启禀万岁，臣以为河南总督余翔非但无过，还应有功！”
那些反对余翔的朝臣一听，对杨嗣昌投去了愤恨的目光。
崇祯说道：“有何功？讲！”
杨嗣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总督当务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应为功。
战前任命官员，利于平复乱象，收拾残局，虽越权，但极利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一。
利用特别法之名，借钱借粮，分朝廷之忧，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二。
迁移和救济灾民，避免其因饥饿而成流匪，虽违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三。
利用难民兴修水利，挖煤采铁，减轻灾情，自产军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四。
诛杀恶官山匪，平息民愤，以振天威，虽有违“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五。
臣以为对河南总督‘五大罪’的弹劾有失偏颇，而应以‘五大功’予以嘉奖。”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凭两张嘴。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