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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部分(1 / 2)

像十岁。身材高高瘦瘦的,那副尖尖的嘴脸,大大的眼睛一会儿露出孩子的神气,一会儿露出大人的神气。她先装成大人的样子回答道:“不,我不做戏。爸爸不叫做。”等到陈文婷说:“唉,那多可惜!在台上做戏,大家都望着你,都说你漂亮、可爱,多么出风头呵!”她又变成小孩子了,说:“也好,算你赢了,我做!”陈文婷点点头说:“这才对!今天晚上八点钟上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八点钟,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婷,这边的周泉和周炳,那边的何守仁、何守礼,果然都陆陆续续来到了陈家楼下的客厅里。客厅正中的酸枝麻将桌子上,摆着一盘饱满、鲜红、喷香的糯米糍荔枝,一盘滚圆、澄黄、蜜甜的石硖龙眼,大家一面吃着,一面谈论演戏的事情。周炳一提起经费的问题,陈文雄先望了望周泉,看见她用一种默契的微笑对着自己,就通情达理而又慷慨大方地说:“既然如此,我捐一百块港纸。你们知道,资产阶级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三大政策的联俄、联共,叫谁去联呢?叫资产阶级。扶助工农,叫谁去扶助呢?还是叫资产阶级。钱,我是出了,可是你们不能让爸爸知道。我出了钱,四妹出了人,我们一道来骂买办,这是说不过去的!”何守仁也先瞅了一瞅陈文娣,看见她的眼睛充满着善意的期待,也就爽朗明快地说:“陈君既然乐善好施,我自然也当仁不让。我捐一百块大洋!你们知道,我是不理会什么党派,什么阶级,而只知道爱国的!不管是谁,只要他爱国,我没有不乐于成全的。”后来谈到何守礼演戏的问题,他却为难起来道:“要我出钱容易,要我去说这桩事儿却难。家父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的。”何守礼一听,像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呜呜地就哭了起来。陈文娣仍然没做声,只是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何守仁,后来,他到底还是答应下来了。


事情解决得这么顺利,又这么轻而易举,不由得周炳心中生出一种感激之情。他瞪大他那双诚实的大眼睛,把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婷、周泉、何守仁都轮流望了一遍,好像在向大家致谢。这时候,他特别崇拜陈文雄、何守仁这两位兄长辈,崇拜得简直要站起来,对他们两人说些赞美的话。他想起四年之前,他们刚从中学毕业的那个晚上的情景。那个不平凡的夏夜,他两人曾经和李民魁、张子豪,周榕换帖结拜,发誓要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看来他们五个人都是信人君子,说得到、做得到的。想着、想着,周炳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对着陈文雄、何守仁说:


“你们真是热心家!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是说不出来——你们……就……等于……用不着说,不只罢工工人感激你们,——凡是中国人都会……感激你们!”


陈文雄摆了一摆手,表示不在乎的样子。何守仁缩着脖子,耸起肩膀笑。大家又闲谈了一会儿,周炳回了家,陈家姐妹和周泉、何守礼几个人到三楼上姑娘们的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陈文雄和何守仁两个人。何守仁对陈文雄说:“周炳以读书人的身份,整天和工人们周旋,过去曾经成为笑柄。想不到省港罢工爆发以来,他们平素喜欢跟工人来往的,倒占尽了便宜。你听见没有,说他们周家兄弟好话的人,的确不少呢。尤其是这个周炳,他在罢工工人里面,简直成了天之骄子!”陈文雄点头同意道:“不错,他是一个戆直的人。戆直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心!共产党最喜欢这种头脑简单的材料了。对于我们这种有点头脑的人,共产党就一筹莫展。”何守仁说:“对极了,对极了。说到共产党,我倒要向你请教,你看国、共合作长久不长久?”陈文雄笑道:“这就要看共产党的态度了。如果他们乖乖地跟着国民党走,那么合作就长久;如果他们硬要工人登上皇帝的宝座,那么合作就很难维持。”何守仁故作吃惊的神气说:“工人?——皇帝?可是我不明白……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你不也是一个工人么?难道要你当皇帝,大家都服从你,——那还不好么?”陈文雄摇头道:“我是一个工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往后他们就谈起国民革命该怎么革法,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对不对,怎样才能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等等,一直谈到深夜。在那个时候的广州,这样的谈话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风气了。


到了八月十一日,白天举行了肃清内j大运动的示威游行,晚上就在东园的大礼堂里演出话剧《雨过天青》。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剧场,设备虽然陈旧一点,还算是很不错的。天还没黑,观众早就坐满了。他们都是罢工工人,在场里面兴高采烈地谈白天的示威游行,又打又闹,又说又笑,有些年轻人不停地吹着唿哨,催促开场。陈文婷早就化好了妆,但是她没给工人演过戏,听见台下嘈闹,自己就显得很紧张,老是揭开幕布向外面张望。周炳安慰她道:“不要紧的,婷!把信心提高一点,我们互相信任就行了。别看他们粗野,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很富于共鸣的。”陈文婷用手按着心窝说:“好,我听你的话。你看——我现在安静了。”其实周炳心里也感到紧张和混乱。那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在这吵嚷忙乱的后台的环境中,老听到一种他很熟悉的声音,十分像区桃在对谁低声说话,等到他仔细一听,又没有了。他使劲搓捏着自己的耳朵,又喝了一杯冷开水,可是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听见了。这样反复了四、五次,他心里有点着慌。后来他把区桃的小照片掏出来,竖在他面前的化妆台上,对她说道:“桃表姐,你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给我足够的勇气,让我把这个戏演好吧!”以后,果然慢慢地镇定下来了。那天晚上,整个戏演出得很顺利。每一个演员都感觉到观众对他们不是漠不关心的,而是支持和爱护的,任何感情上的轻微的波浪都能引起迅速的反应。这里面,只有陈文婷出了一点小差错。她的性格本来应该是两面的。一面是爱国,同情周炳的行为,想跟他一起回广州;一面是怀疑和动摇,舍不得家庭生活,舍不得香港的舒适和繁华。但是她突然觉着这样不带劲儿,不够理想,配不上周炳的坚强性格,她就自动把英雄那一面加强了,把软弱消极那一面减少了,说了一些不该她说的大言壮语,使得整个戏几乎演不下去。后来大家在后台围着她,把她劝说了一顿,她才勉强改正了。戏一幕一幕往下演,陈文婷开始想拖住周炳了,工贼出来了,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他们和其他工友之间的纠纷开始了。最后全部的纠纷都集中到一个场面上,事情弄得不可开交,罢工几乎流产,周炳决定不顾一切,抛弃爱人,带领愿意罢工的部分工友回广州的时候,工贼的y谋被揭露了。大家明白了一切,陈文婷又震惊、又惭愧,只是哭,她那买办父亲还想用威利诱的办法来分化工人,周炳对那买办发出了词严义正的斥骂。他满怀仇恨和义愤,又压着这些仇恨和义愤,用激动的调子,深圆的嗓音,沉重的吐字,指着那买办骂道:


“你自己想想看,你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没有?你为了多赚几个臭钱,就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当内j,当奴才,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破坏你的儿女的幸福,要大家变成祖国的罪人!你要是还有一点儿人样,你能够忘记沙基大街上面的鲜血么?你能够忘记南京路上面的鲜血么?你能够忘记无数先烈在祖国大地上洒下的鲜血么?——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你敢回答我?不,谅你也不敢!你不过是一条小虫,你不过是一缕黑烟,你不过是一片云影!我们的祖国是光明的,我们的劳工是神圣的,我们的事业是胜利的,任你诡计多端,也不能损害我们分毫!你不过是秦桧、吴三桂之流,枉你人生一世,只落得千秋万载的臭骂!——兄弟们,走吧!我们和帝国主义结下了深仇大恨,我们忘记不了那些奇耻大辱,他们欠下我们的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走吧,我们到广州去,那里有无数的亲人等着我们,那里是革命的首都,那里有自由和幸福,我们一道走吧!”


他的表情是真挚和自然的,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充满着仇恨,又充满着英雄气概,而从头到尾,他给人的整个印象是深沉、镇定和雄迈。他那深藏在心里的刻骨的仇恨随着他的眼光,他的字音,他的手势,甚至随着他的头发的跳跃,衣服的摆动,感染了每一个观众,使得大家跟着他愤恨起来,紧张起来,激动起来。他说完了这段话,台上的工人走到他这边来,买办的女儿也走到他这边来,他们一道从门口走出去,胜利了。观众叫嚷着,吹着唿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内j!”跟着就是长时间的情绪饱满的鼓掌。周炳抓住陈文婷的两手说:“婷,你听,我们演成功了!”陈文婷说:“英雄,英雄,你完全是个激动人心的小英雄!”以后,他们白天晚上都演,没有一场不成功。《骂买办》那一场戏成为大家谈话的资料,大家学着周炳编的那段台词,学着周炳的腔调和姿势,像他们学粤剧名演员朱次伯和盲歌伶桂妹师娘一样。在这些紧张的演出里,周炳觉着人生的前景光明灿烂,预感到革命成功的幸福,如痴如醉地过着高兴的日子。


在混乱的日子里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周炳和陈文婷仍然在东园里面给罢工工人演日场。按照周炳的想法,——也是当时几乎每个广州人的想法,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主宰。再过一些时候,他们就会使英国退出香港,而最后,他们就会收复沙面上的租界,赶走各国的军舰,夺回海关、邮政、工厂、矿山、学校、银行和军事、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切权利。到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给区桃修一座崇高巍峨的纪念碑,永远表扬她的刚烈的精神。区桃的仇恨得到伸雪,国家也就一天天富强,大家都过着和平、自由、幸福的好日子。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文婷,她也是同意的。他就带着这样的想法出场,去给那些世界上真正的主宰演戏。这一场的观众和前面十几场的观众一样,十分喜欢他们的演出,并且他们都听说过有《骂买办》一场好戏,于是就趁着换景的时候,在下面纷纷猜测。可是——突然的事变发生了!


罢工委员会派人到后台来对大家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


“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


廖仲恺先生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强,非常得到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又是一个坚决反对内j,全力支持省港罢工的人,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周炳就哭了。戏正演到半拉子,因为这里马上要开紧急代表大会,不能不腾地方,只好临时宣布停演,一下子戏场里的秩序搞得很乱……


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在早些时候,他们曾经这样想过:所谓进行一次国民革命,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家一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应该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的方法,甚至不惜最后诉之于战争。他们可能想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过于简单了一些,过于直线了一些,然而他们是真正热情地这样做过来的。有些人,比方说像区桃,就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离区桃被帝国主义者y谋杀害还不到两个月,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了。这不能不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极度的混乱。区桃被人谋杀,那是容易明白的。至于廖仲恺先生,他是意志坚定,热情澎湃,精明强干,为人们爱戴的革命领袖之一,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谁谋杀他的呢?怎样谋杀他的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期间,谁也弄不明白。因此,在这七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国民革命到底要往哪里走。人们问道:国民革命还干不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要不要?军阀还打倒不打倒?帝国主义还打倒不打倒?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胡汉民,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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