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几类情况都会表现出基本相同的神经症现象；神经症总是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也总是具有极为不同的、往往十分复杂的病因。
“你现在说的话倒更中听一些。
你终于像个医生那样谈论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期待的是你能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你这样做恐怕太过分了吧。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病理学的问题，而我们在分析中所关心的却是治疗过程。
我承认——不，我坚持认为——在考虑进行分析治疗的所有病例中，首先应该由医生确定诊断。幸运的是，我们所接触的神经症病例绝大多数都是由心理因素触发的，没有必要从病理学角度作任何推测。
一旦医生确定了诊断，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把治疗工作移交给外行分析者。
在我们精神分析学会，事情总是这样安排的。多亏医学界成员与非医学界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可能担心的那些错误几乎是完全避免了。
不过话说回来，随着治疗工作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某种意外情况，使得分析者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些症状——最常见的是生理性症状——使分析者拿不定究竟是否应该把它们看作属于神经症，或者是否应该把它们同某种中途介入的独立的器质性疾病联系起来。这一点仍然得由医生来定夺。
“这就是说，即使在分析过程中一个外行分析者也还是不能没有医生。这可是证明外行不适于分析的一个新的论据。”
不。根本不能从这样的可能性中强行得出否定外行分析的论据，因为在这种场合，即使是医界的分析者也只能这样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分析治疗中有一条技术规则，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难以确定的症状，分析者就不应任自作出判断，而应该听取某一位与分析无关的医生——可能是一位会诊医生——对这种症状的看法，即使分析者本人就是医生并仍然精通医学知识。
“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在我看来似乎毫无必要的规则呢？”
这不是毫无必要的；事实上，制定这样的规则是有好几个原因的。
首先，由同一个人来进行器质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的综合治疗并非上策；其次，由于移情关系的存在，由分析者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也是不妥的；再次，既然分析者的兴趣如此强烈地集中在心理因素上，他就完全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存有偏见。
“现在我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你对外行分析的态度了。
你已认定非有外行分析者不可了。由于你只能相信他们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所以你就东拼西凑地找出种种理由来为他们辩解，为他们的存在创造有利条件。
可我却一点都看不出为什么应该有外行分析者，因为他们毕竟只能充当二流治疗家。
在我看来，已经被训练为分析家的少数外行倒可以作为例外情况看待，但不应该再产生出新的外行分析者，所有分析训练机构都应该把不再训练外行当作应尽的职责。“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能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将通过这一约束而获得的话。你一定会同意我所说的利益有三种，即患者的利益，医生的利益，以及——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科学的利益。
事实上，科学的利益包含着一切未来的患者的利益。我们现在来综合考察一下这三方面的利益，好吗？
对于患者说来，分析者究竟是不是医生是无所谓的，只要在开始治疗之前，或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有必要的医学鉴定报告排除他的病状被误解的危险就行。在患者看来，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的是分析者应具备使他值得信任的个人品质，应该已获得能使他圆满完成任务的知识、理解以及经验。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患者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离不开医生的援助，这就有可能损害分析者的威信。我们当然从不忽略向患者介绍他们的分析者的素质，而且我们始终能使自己相信，职业偏见在患者身上是找不到回声的，他们乐意接受来自任何途径的有效治疗——顺便说一句，医学行为早就应该为此深感羞辱了。而且，今天从事分析工作的外行分析者也根本不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而都是受过学术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等等，同时还有一些生活经验丰富、个人品性出众的女人。
精神分析不但是分析训练机构的每一位受训者必须接受的训练项目，同时也是判断他们从事这一艰难工作的个人能力的最好途径。
现在谈谈医生的利益。我不能认为把精神分析融入医学会有什么收益。
医学院的课程已经需要花五年时间才能学完，毕业考试甚至要延续到第六年。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要求向学生提出。
要是达不到这些要求，学生将来的工作能力就会显出不足。
进入医学界的道路十分艰难，进入医学界之后的工作既不令人满意，也没有多大报酬。
如果我们支持医生也应熟悉疾病的精神方面这一无疑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如果我们出于这一目的而把医学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一定的精神分析训练，这就意味着医科课程需要进一步增加，学习期限也要相应延长。我不知道医生是否会因为这一后果而感到高兴。但是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一特殊的时代，对于产生出医生的这些阶层来说，物质生存条件已糟得不堪忍受，年轻一代深知自己不得不尽早依靠自己谋生。
不过，你也许会选择这样一种态度，赞成不给在校医科学生增加分析训练的负担，但主张将来的分析者应在结束医科学习之后接受必要的训练。
你可能会说，这里所涉及的时间损失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医生毕竟是难以赢得患者信任的，而这种信任又是向患者提供精神援助的先决条件。
对此无疑可以这样回答，一个专治生理疾病的初出茅庐的医生也不能指望得到患者多大的尊敬，而一个年轻分析者大可不必浪费这段时间，倒不如直接到某个精神分析门诊所，在经验丰富的分析家指导下从事实际治疗工作。
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更重要的是，你提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浪费精力的做法，而在当今这艰难的时世，我实在无法从经济上找到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诚然，精神分析训练确实是横贯医学教育领域的，但是谁也不包含谁。
如果——这在今天听来已有点荒唐——我们要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那么在这所学院中就得教授许多也是由医学师资教授的课程，例如，在教授深度心理学这门主要学科的同时，学生必须学习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性生活科学，还必须熟悉精神病症状学。
另一方面，分析教学包含着距离医学相当遥远的，医生在实际治疗工作中接触不到的知识分支。
如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以及文学理论等。
要是分析者不熟悉这些课题，他就根本不能利用他的大量材料。
由此造成的损失是，他在医学院所学到的大量知识对于他的分析目的毫无用处。关于跗骨解剖的知识，关于碳水化合构成的知识，关于头部神经组织的知识，以及医学所揭示的关于杆菌是疾病的促成因素、关于消灭这些病因的方法、关于血清反应、关于赘生物等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本身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然而对分析者却毫无意义，和他无关，既不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愈神经症，又无助于提高他的职业最迫切需要的那些智能。
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一个医生从事的是医学的另一专门分支，情况与基本一致——譬如说他从事的是牙科学，同样他也用不到某些他为了通过考试所必需的知识，他还必须额外学习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学校里是根本接触不到的。
但是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同等对待的。
在牙科学中，病理学的主要原理——如关于发炎、化脓、坏死、身体器官新陈代谢等的理论——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一个分析者的经验却在于另一个领域，所依据的是别的现象和别的法则。
不管哲学多么忽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还是存在，在我们的实际努力中则更是存在。
如果想强迫一个希望把别人从恐惧症或强迫症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人去走医科课程这条迂回的道路，是既不公正也不利的。
而且即使要这样做也不会成功，除非最终导致完全扼杀分析治疗。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幅情景：有两条路同时通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顶，一条又近又直，另一条又远又曲折。你想要在这条近路上立一块禁止通行的告示牌——也许是因为这条路要经过一些你想要保护的花圃。你要让你的禁令生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如果这条近路又陡又难走，而那条远路却十分平坦的话。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如果那条迂回的路反而更难走，那么你的禁令有多大价值，你的花圃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你恐怕很难成功地迫一个外行去学习医学，正如我也很难诱使医生去学习分析一样。因为你和我一样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的看法是对的，要从事分析治疗工作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但是医科课程又不能承受分析训练这一负担，而且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分析者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能应患者的需要而胜任各种疾病的治疗任务的理想型医生呢？“
我无法预见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而且指出这种办法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我只看到了两点：第一，分析工作使你感到棘手，因此最好是不让它存在，虽然神经症无疑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如果医生能够容忍一批治疗家来为他们卸去治疗那异常普遍的由精神因素触发的神经症的繁重任务，而考虑到患者的利益这批治疗家又始终与医生保持联系，那么每个人所涉及到的利益都将暂时得到满足。
“这是你就这个论题最后要说的话吗？
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是的，确实还有些话要说。
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即科学的利益。
我在这方面所要谈论的对你并无多大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这对我却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学被医学吞没，然后在精神病学课本中找到其最后的栖身之处，同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诱等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段孕育于我们的无知，应该感谢人类的懒惰和怯懦使它们得以产生短命的效力——一起并列在“治疗方法”的标题之下。精神分析学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我们可以指望它确实能遇到更好的命运。
作为一门“深度心理学”，作为一套论述无意识精神的学说，精神分析学可能成为一切关于人类文明及其主要内容：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的发展史的科学所必不可缺的知识领域。在我看来，它已经为这些科学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相比之下这些还只是小小的贡献，如果文明史家、宗教心理学家、语文学家等等都说服自己去运用这一听从使唤的新的研究方法，它的贡献将远远不止于此。
运用分析法治疗神经症仅仅是精神分析学实际应用的一个方面；将来也许能证明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么说，仅仅因为这一应用触及到医学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各方面的应用，这将是大错特错的。
说到这里，又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眼前；谁想破坏这一前景，谁就会受到惩罚。
如果各门精神学科的代表人物愿意研究精神分析学，以便能够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探索角度来处理他们自己学科内的材料，那么对他们说来，仅仅停留于精神分析学文献中所记载的现有成果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会以那个唯一可能的方法——即通过让自己经受分析的方法——去理解精神分析学。
这样一来，就会有第二类人加入到需要接受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的行列中。这类人接受分析是出于汲取知识的动机，但是他们无疑也欢迎他们可能偶然获得的能力提高。
为了进行这些分析，需要有那么一些分析者，对他们说来，任何医学知识都特别不重要。
但是这些“数学分析者”——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吧——也需要接受一种特别细致的教育。
如果这种教育不应受到阻碍，那就必须让这些分析者有机会从有教益的，有启发作用的病例中积累经验；既然同样缺乏好奇动机的健康人也不会主动要求接受分析，这些教学分析者仍旧只有依靠神经症患者才可能接受到适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非医学活动的教育——当然需要得到细致的指导。然而，这一切教育需要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哪怕是小小的束缚也会使它遭到损害。
也许你并不相信精神分析学的这些纯理论性的利益，或者不允许这些利益去影响外行分析这一实际问题。那么让我再告诉你一点：精神分析学还有另一个应用范围。
这个应用范围同反庸医法无关，医生也很少会把它看作是属于自己的本行领域的。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应用。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良的发育迹象，假如他变得喜怒无常，倔强固执，心不在焉，儿科医师、甚至学校的校医对此是无计可施的——即使这孩子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如神经质，食欲不振，呕吐，失眠等。如果施用一种把分析影响和教育措施结合起来的治疗方法——由那些不羞于关心儿童世界的事情并懂得如何去探索儿童精神生活的人来施行这一疗法——那就立刻能产生两个结果：祛除神经症症状；恢复已经开始的性格变化。只要我们认识到儿童的这种不那么显著的神经症在为成年后的严重疾病埋下种子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这种儿童分析当作一种出色的预防方法。当然至今仍有人敌视精神分析，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些教育分析者或分析教育者的活动。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世事难料，谁也不能永远高枕无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对成人神经症的分析治疗问题，即使在这一领域我们也还没有穷尽每一种探索方法。
我们的文明向我们施加着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这种现象亟需纠正。
精神分析虽然有着种种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必将承担为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纠正办法的任务，这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呢？
也许美国人又会灵机一动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愿意花一点钱让他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训练，把他们组织成一批与文明的神经症作斗争的援助者。
“好哇！一支新的救世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总是依据一定模式的。到那时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跑到欧洲来殷切地学习分析法，这些人必定会避开维也纳。因为在这里精神分析的发展也许早已夭折于过早的禁令带来的创伤。你笑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贿赂你，以便赢得你的支持。
根本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
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你在外行分析的问题上究竟作出什么决断根本不是那么重要。你的决断总会有局部的效力。但是真正关系重大的是精神分析学内在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任何规章和禁令都永远不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