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与会的官员们都很震动。
会后，袁继咸与刘钧有了单独的谈话。
如果强硬推行这个劳动法，只怕会给现在的经济局面泼盆冷水。四元最低月薪标准，只怕许多小规模的厂子，特别是一些小加工坊，估计都开不下去了。
刘钧道，朕很清楚商人都是靠剥削赚钱，但以现在的物价生活水平。四块一个月的薪水，并不算高，甚至很低。如果一个工人起草摸黑，日复一日的干上一个月，连四块钱都没有，生活就很难。
现在已经不是明末之时了，那个时候，如果一个月能有一两多银子。生活会过的还不错。但现在，一个月四块银元。养自己是够了，养家糊口就勉强了。
老师知道木桶吧
袁继咸不知道皇帝为什么突然提到了木桶。
一个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但若是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也就成了木桶盛水的限制条件，因此可以说。一个木桶，最关键的一块木板不是那块长板，也不是绝大多数的木板，而是受限于最短的那一块。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比最低的木板高出的部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高出的越多，浪费越大。而要想提高木桶的容量，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设想加高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也中有效且唯的办法。
一个木桶的比喻，却让袁继咸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皇帝表面上说的是木桶，实际上说的是国家治理。对于国家来说，桶里的水，就是国家的财富，国家富足自然才能强盛，但若国家要强盛，却又得依靠社会的各个阶层。
那些板长的，是国家占据上层位置的贵族官员富商们，而那短板，无疑就是最底层的那部份人，也就是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
在明末之时，木桶的木板普遍都很短，有些甚至短到了桶底了，因此哪怕有些木板极长，但对于整个明朝这只木桶来说也没有什么作用。
甚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所有的木板本来都一条木板上锯下来的，但因为锯的有长有短，结果就有了长短板。长板过长，短板过短，其实是长短占用了短板的长板，浪费了资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换成这个木桶理论，那就是朝廷更需要关注的是短板，也就是那些底层百姓的权益。百姓们若能吃饱饭，穿暖衣，可以享受教育，能够有机会出仕经商改变命运，这就说明短板也是一直在加长的，短板加长，大汉帝国这只木桶也就能盛下更多水，也就能更稳固。
如今大汉开拓疆域无数，新开拓的疆土移民垦荒，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大汉拥有三亿余人口，依然有着极大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所有人都只盯着那点土地，那么大家就都只能过穷日子。
朝廷重视工商，扶持商人开设工厂，贸易交易，让商品流通。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工作的机会，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丰富的商品经济，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的商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商品经济越发达，朝廷也能在商品流通消费的过程中，征收到更多的税收。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进工厂，这是好事，也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不能让这些脱离土地的人，最后却沦为工厂主们的奴隶。想想前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百姓沦为无地之人，他们也找不到现在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只能给地主租佃耕种，甚至沦为奴仆，平时也只能勉强温饱，可一遇灾荒战乱，结果就活不下去，最终只能铤而走险，不是上山落草就是聚众造反
现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了城市，进入了工厂，聚集在矿山，这种情况可比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要敏感的多，一旦工人受压迫过甚，若不好就容易出事，到时可就严重无比了。
刘钧说这些不是空话，而是认真的。
历史上，很多造反，都是什么征夫修长城啊修河堤啊，运军粮啊，本来就火药桶一样不满朝廷的百姓，结果又聚到了一起，人一多，再有人煽动一下，马上就乱了。
而到了工业时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进入工厂。他们待遇低，生活差，工作还辛苦，压抑的久了，若遇到些事情引爆一下，立即就不可收拾。
各种资产阶级革命之类的，不就是在这种局面下起来的。
刘钧可不想自己全力发展经济，结果最后弄起来一批贪婪的资本家，然后逼的无数工人受不下去跳起来闹革命。
法国的大革命，可是把皇帝的脑袋都砍了。就算是英国的议会战争，也一样把国王脑袋砍了。
对于皇帝刘钧来说，大汉要发展经济，经济活了，百姓生活才好，国家才富强。但他也得防止那些新兴的资本家实力膨胀太大，这些大资本家起来了，天生就是封建皇权的对头。
而那些工人，得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要不然，他们最后也一样会站到皇帝的对面去。大汉灭亡，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肯定有一条是许多农民活不下去造反多年，给大明王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老师，越来越多的工厂建立起来，现在有些工厂里的工人，还只是农民们农闲时进厂赚点钱补贴家用。但以后，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工厂做工，并且会彻底的脱离家村，脱离土地，成为纯粹的工人，这些人的数量今后会很庞大，如何保障这些人的权益，其实也是我们防范于未然，提前避免掉许多麻烦。
回京之后，老臣立即拟劳动法，提交参议院审核。袁继咸道。
刘钧满意的点了点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