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个人才具无关，而在于襄阳这个地方实在太独特，恰好处在南北交冲、四方勾连所在，一旦天下局势动荡，必成各方势力汇聚所在，鱼龙混杂，实难定制。
若非襄阳局势如此复杂，早年其地收复后，陶侃也不会安排桓宣这样一个非嫡系出身的将领镇守，而是应该以自家子侄镇守这样的地势要害。
当然从这一方面也能看出陶侃年迈志衰，收取襄阳已经达到其人攻略的一个顶点，至于更宏大的北伐目标，已经不在其人考虑之内。
桓宣能够在襄阳站住脚，且已经将地域治理的秩序初成，已经算是难能可贵。
襄阳久处地边，久来不通中枢，但随着离地不盈千里的河洛之间崛起一个强势行台，对于乡境秩序自然有着极大影响。
这一次行台将襄阳战卒纳入征战序列，在许多乡境豪强看来，大概行台是存念通过战争来消耗他们的部曲力量，因此应对难免消极。若非桓宣个人威望的号召，都未必能够在九月中完成集结军令。
“大将军享于社稷重用，更久负南北时誉，殊功载身，才器宏大，今次征用我部讨伐关中群贼，可知必有笃定胜算在握，乃是关照提举之善意。诸位也都是各得乡勇推崇的雄士，当此大用之际，正该要勇于进事，小则彰显身名，大则壮益社稷，实在不该作懈怠懒志之想啊！以此弓刀才力尽用，求以裂土分邑、公侯殊荣！”
面对众将的消极，桓宣也只能做如此激励。
“勇冠三军之烈，不如草得句读之能，使君所言诚是嘉望，但究竟能有几分实在，我等也实在不敢妄想。”
襄阳将士对行台颇存离心，不作亲近，还在于一点那就是行台赏格实在太吝啬。往年凡有军动或是时位交割，他们凭着各自部曲势力也都能得以分润。
可是今次行台创建之后，真正得到赏格升迁的却是不多，桓宣虽然升任梁州刺史，但也并未得授开府，麾下众将都袭旧治，这让他们有些无法接受，感觉自己不被重视。
他们未必人人都奢望能取州郡大位，就算得于一二加官也仅仅只是虚礼罢了，可行台就连这样的虚礼都如此吝啬，更加让人无法接受。
此前行台也频频征召乡境显才，但多取经义人士充职行台。对于他们这群真正守护乡境安宁的将领们，则可以称得上是怠慢冷落得很。
诸将都是如此心态，桓宣也是无奈。他受到行台重用，势位多有提升之后，真正对乡境的掌控反而削弱下来，以往这些豪强并统于他的麾下还能求一协同，可是现在在这些将领们看来，他大概是一种售卖势力乡资以求自身显达的一个形象了，反而让他声望多有下跌。
所以桓宣目下处境也是尴尬，乡众们怨他不能为乡徒争取以求共进，行台大概也要对他不能布政严明而不满。
归根到底，还是这些乡豪们自视甚高又眼量浅薄，以为天下大势仍是旧态，四方乱斗、他们仍然可以据地为尊做霸。却没有意识到沈大将军执掌重权，怎么可能容许旧态久存！
他们若想供事行台、受到重用，那也简单得很，学习徐州那些军头们放弃对自家私曲的掌控，轻身步入行台，述功求进。但若还想一手把持地方，一手邀取名爵，那种好事是不会再有了。
今次桓宣挑选军中几个最顽固者跟随，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如今行台势力之大，让他们不要再潜居乡野妄作自大之想。眼下行台于汉沔之间尚是以羁縻为主，可是一旦耐心消磨殆尽却仍收效甚微，最后遭殃的必然还是他们！
当然桓宣也可以顺着这些人，甚至于凭恃这些乡徒们对行台的怨望而割地自守。
但这在桓宣看来也是一个愚蠢的选择，如今他已经盛年不再，志力渐衰，若真与行台交恶，虽然有可能一时为主，但这些乡徒们也并非铁板一块，若真发展到兵戎相见、大军压境，眼见不敌之后，最大几率就是这些乡徒们转手把他卖了以求取行台谅解。
一旦发生那种情况，桓宣半生功名毁于一旦且不说，想要善保襄阳一地生民福祉也成了做梦。所以他是深知，最好的方法还是用最平稳的手段，完成行台对襄阳的彻底掌控。
襄阳地势太重要了，行台绝不可能容许地方长久离心自持。而且境域周遭四通八达，乡势又四分五裂，也绝对不是能够长久闭门自守的所在。
从这一点而言，乡众们对桓宣的埋怨也并非冤枉，事实上他正是倾向于站在行台这一片，瓦解襄阳地边乡豪势力，将之完全纳入行台管控。如此一来或要牺牲一部分乡豪势力，但对此境生民是好事，对他自身而言同样也是全于始终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