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随着健身房里的迪斯科节奏跳动，莫妮卡一边思考着她现在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她已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问题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啮咬着她的心。她曾经向她的一个女朋友、她五角大楼里同一间办公室的中年秘书，透露过她的故事。现在，她的这个朋友威胁说要向外界宣布她的事情。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莫妮卡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房产送给她，只想换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所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更糟糕的是，她的身边已经串联起了一群人，包括一个右翼政治间谍、一个杂志记者和琼斯的律师团。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
莫妮卡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脱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边喝着咖啡，她一边翻看着1月16日星期五的华盛顿邮报，这时，她的呼机响了，上面出现了“玛丽”的字样，这是特里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电话，希望她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心转意，事实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书，她们两个人都会立刻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特里普带着浓厚的新泽西口音说，她今天下午准备去见她的新律师，她想先与莫妮卡当面谈一下，在取得共识后，她再向律师咨询，究竟应该在宣誓书里说些什么。莫妮卡立刻答应了，安排两人在上午11点时，在五角大楼城的购物商厦里见面。莫妮卡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继续开始看报纸，可是她的呼机又响了起来，对方还是“玛丽”，特里普要求将约会推迟到12点45分。莫妮卡还是同意了。
在这个足以改变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机显得很忙碌，接下来她又接到了一个传呼，显示的名字是“凯”这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的化名。贝蒂告诉莫妮卡，她已经跟总统通报了媒体要求采访的情况，特别提起了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的采访要求，他的问题表明，他对莫妮卡作伪证一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总统的意思是让莫妮卡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莫妮卡让贝蒂向总统转告，她预祝总统好运，因为她知道，明天总统就要在琼斯案中发表他的辩护词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决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为她搬去纽约做准备。她想，如果特里普可以坚持不改变她的誓词，而且总统能在次日咬紧牙关，坚持说与之前相一致的辩护词，那么，她就肯定能从这场愚蠢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倒霉的琼斯案也将从此远离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时间后，莫妮卡还是提前来到了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然后站在一间寿司吧旁边读一本女性杂志。可是，现在她却开始感到恶心和强烈的不适。她已经完全对特里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她生厌。事实上，莫妮卡已经发现，这个人与一年前、她向对方倾诉自己与总统的感情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厌倦了琳达特里普，厌倦了她无休止的欺骗与谎言；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彻底被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更不用说信任的女人所胁迫。两天前，她们曾经在一起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这简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听着对方狡猾的借口，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更要命的是，特里普竟然迟到了。
莫妮卡觉得她现在应该离开商城，回家继续整理行李。可是她还是犹豫不决，她担心她的“英俊先生”这是她对总统的昵称一旦发现她将他们那么隐秘的事情泄露出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假如特里普将在证词中表示，她确实知道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丑闻，那么，一切都会败露。
她还是在寿司吧旁边闲逛，这时，她终于看到了特里普肥胖的身形，她穿着一套深棕色的套装，正在乘电梯下楼。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杂志，换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脸向特里普走过去，准备迎接她这位“朋友”，心中却在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时间可以尽可能短一点。她一面说着“嗨”，一面伸手拥抱特里普，却发现特里普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对她的友好也没有做出一点回应。更糟糕的是，她发现特里普正在用眼神向旁边两个男人作着暗示，这两个人穿着一色的白衬衫、黑西服，刚才在电梯上就和特里普站在一块儿。
他们向莫妮卡逼近，她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她觉得难以呼吸。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后拿出一块闪闪发亮的铁皮徽章证明他们的身份。此时正是午餐时间，商城里熙来攘往，非常吵闹，他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告诉莫妮卡，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莱诺的批准，奉命调查与琼斯诉讼案有关的罪行。
“女士，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们向她警告，“不过我们很乐意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莫妮卡大口大口喘着气，悲哀地看着眼前的两位探员，然后，又瞥了一眼琳达特里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怎么可以那么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么久莫妮卡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脏跳动得从未有过的急促。突然，她挣脱着说出了一句在所有侦探片里都会出现的话，“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我不会跟你们说一句话。”
他们笃定地回答，“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就没办法帮助你自己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和你谈谈。只要你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莫妮卡在他们说完这句话后，已经全面崩溃，又惊又怕，她开始不停地流泪。这时，特里普向她说了第一句话，她用粗糙的声音告诉莫妮卡，“相信我，莫妮卡，这都是为你好。听他们的话吧。他们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接着，她走向前，就像犹大一样，想要拥抱莫妮卡。莫妮卡厌恶地一把将她推开。
fbi探员向她保证，只要她肯跟他们合作就保证她平安无事，花了好几秒钟，莫妮卡才可以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她的直觉告诉她，赶紧离开，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诉她，如果真是调头就走，她就不会发现目前案件的发展情况，也就没办法帮助她或总统脱身。于是，她同意与fbi探员一起去他们入住的里兹卡尔顿酒店，酒店就在这座购物中心的旁边。此时，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必须赶紧对总统发出警告。
他们开始走上电梯，电梯一面向上升，莫妮卡一面想向过路的人群大叫，“救命这群怪物抓住了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上帝啊，请帮帮我。”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上，发现了她求助的信号。
她陷入了恐惧与痛苦之中，现在，她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电梯带着莫妮卡、她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两个冷酷的fbi探员一路上升，在走进里兹卡尔顿酒店1012室时，她不停地想着：“我怎么会落入这般田地”
第一章 我的小面团
1973年7月23日，一个炎热的夏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玛西娅莱温斯基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莫妮卡塞米尔，她生产的医院是圣弗朗西斯科儿科医院，这里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为人父的伯尼莱温斯基他本人也是个医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姑娘有7.5磅重，长着长长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着她“我的小面团”，这是犹太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20世纪20年代，伯尼莱温斯基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欺凌，离开了德国。他的父亲乔治，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迎来了新生活，他在当地一家咖啡进出口公司做会计。1939年，就在二战前夕，他去伦敦旅游时，遇到了苏茜，一个年轻的德国老师，原先在汉堡的一所小学里教授希伯莱文，当盖世太保带走了她整班的犹太学生后，她不得不逃离了在汉堡的家。两个星期后，乔治和苏茜闪电结婚。他们在萨尔瓦多定居了下来，相比战火滔天的欧洲，此时，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尽管他们的祖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希望他们的后代保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当他们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后，他们将日耳曼人勤奋、自律和将法律奉若神明的传统与信仰都慢慢灌输给了这个孩子。伯尼14岁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国加州，随后，伯尼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正是在读医的时候，他遇到了玛西娅维兰斯基，那年，他25岁，她刚刚20岁。
和乔治莱温斯基一样，玛西娅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被迫离开祖国，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立陶宛。他先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1948年，他的女儿玛西娅在旧金山出生。玛西娅4岁那年，他们全家去了东京，因为父亲发现战后日本有着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塞缪尔在东京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很顺利，一家人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拥有一大批俄罗斯和日本朋友。玛西娅与比她小7岁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她们住的豪华别墅里，似乎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仆人，甚至还拥有专门的豪华轿车司机。两个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里，日语都说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间，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缪尔维兰斯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乱，母亲伯妮丝不得不在绝望中，拖着两个女儿回到加州，投奔伯妮丝的母亲奥尔加。为了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丝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似乎永远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与铺张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玛西娅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你必须离开你生长多年的国家。”
由于家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玛西娅只能在一所社区大学里注册读书。两年后，她的一个叔叔接济了他们家，玛西娅得以入读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城市学，她想要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这个梦想也只能成为她永远的梦，因为1968年复活节，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莱温斯基，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比她长5岁的医科学生。“我们都曾在国外生活过，这种共同的经历把我们拉得很近。”玛西娅说。不过她也承认，在她父亲去世后，此时她确实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将要进行紧张的实习，双方家长都觉得，如果这对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那么，伯尼至少可以在实习前，先过上一段稍稍正常点的婚姻生活。两个年轻人迅速开始准备结婚，新婚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暂时失去了判断力，忽略了他们的不同她迷人、羞涩，同时又忽视礼教，充满创造力，他含蓄、坦诚、务实，而且勤奋。1969年2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
婚后不久，小夫妻俩去了伦敦，伯尼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生，主攻癌症治疗。这段时光也许是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玛西娅非常仰慕英国的历史与传统，而伯尼则为自己身处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而感到兴奋不已。在这里，玛西娅幸福地发现，她怀孕了。在伯尼在伦敦的住院医师生活即将结束时，玛西娅提前回到了旧金山，然后，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亲爱的伯纳德，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爱你的玛西娅。”
对玛西娅来说，女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到来意味着她实现了某种价值，正如玛西娅自己所说，“和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女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样出人头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母亲，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如珍宝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时，大家就发现她是个聪明的小孩。在她学会走路之前，她已经学会了说话，过两岁生日前她已经可以流利地说话了。玛西娅溺爱她的小女儿，可是很快她就发现，女儿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带着一丝疲倦的微笑，玛西娅说，“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小孩子，永远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么，不过，她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并不是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远只为自己而存在。”
母亲和小姨妈黛布拉都可以一连串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倔强、甚至有些认死理儿的小姑娘。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黛布拉带着她去她们家附近的公园里玩荡秋千，玩了好一会儿，黛布拉觉得她们应该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绝从秋千上走下来，黛布拉对着小姑娘恩威并施，没有用尽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妈，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里，姨妈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愿意回家。最后，黛布拉不得不使了个花招，她做出要走开的样子，对莫妮卡挥手说了声再见，觉得莫妮卡这回总该奔向她，与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错了。尽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个劲地荡着秋千。黛布拉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在两岁时，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时的她就和现在一样，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聪明而且与众不同，极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顽强意志，也许有些人会称之为顽固抑或倔强，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礼上再一次体现出来，黛布拉的丈夫是比尔费纳曼，一位心脏病专家，两人打算在贝弗利山，也就是比尔祖母的家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