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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马涉溪文(1 / 2)

至于高岳随后对二位刺史所言,在利州推广种茶,在洋州扩大月河谷的屯田规模之事,二位自然满口应承,并对高岳说,合川郡王愿支援蜀地一批茶农来利州。


如此蜀地与兴元府谈拢,果然数日后,朝廷的中使到来,知会高岳即刻入京,商议平凉筑城的事宜,另外白草军需要出防秋兵。


“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唐要和西蕃结束之前短暂的和平啦。”高岳沉吟道。


内战旋即要为边境战争所代替。


秋季的余晖下,云韶、云和两姊妹,正坐在官舍中庭花架下,教着竟儿读书认字,达儿正在襁褓内,由阿措抱着逗乐。


高岳走了进去后,看到此,就问竟儿读的什么书。


得到的答复,是些简单的韵书,和启蒙的书籍,“卿卿,兴元府的州学太凋敝,竟儿再长些年岁,便需要私学。”云韶的意思是高竟再大些,我姊妹俩怕是都承担不了,最好找个精通经典儒学的先生私下教育,这样才学方能真正提高。


“我升平坊家院里,都是军将出身,怕是将来竟儿的教学,要托付给他人了。”云和双手支颔,有点泄气。


可高岳却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不能光想着自家的孩子,阿霓说的州县之学凋敝,我也深有感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主政兴元府这两年,是要振兴州县一级的公私两学了。”


其实原本到了盛唐时期,州县学和国子学就陷于了大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恰恰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科举制度的兴起。


唐朝初年,太宗皇帝不但增设各级学舍,还多次下诏,给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各自不同的就学入仕途径,那时中央和地方的教学还是以“经学”为准,故而学校主要职责便是让学生“明经”。


可到了武后时代,因她偏好文学取士,故而科举的评判标准,由原本的“经学”转为了“文学”,即偏重于诗词歌赋,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中晚唐时代,高岳当初在礼部南院考试时,所写的策问还狠狠抨击了武后的政策。而明经科呢,考试标准也转向单纯的贴诵,并不需要应试者真的明白经学要义,这样以经学为主的“公学”,因为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迅速衰落,专注于诗词歌赋的“私学”盛起,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玄宗时代不得不强行规定,身为举子,必须有当地州县学校的“毕业证”,随后进中央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进行适当的进修(入广文馆),而后才能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以此来保障学校的入学率。将来高竟按照正常的轨迹,十有七八也是靠着高岳的门荫,入国子监(当然高岳若能入三品后,便能入弘文崇文二馆)就学,然后以各种方式踏入仕途。


可唐政府政策的强行规定,在时代的发展前,就是“螳臂当车”的下场。


事实上在玄宗时代,学校教学“学了也没用”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比如开元年间的田琬,这位年轻时和高岳一样,也曾入太学,可学了段时间,觉得《小雅》里整天跟个怨妇似的唧唧歪歪,《大雅》则整天教人如何繁复地“奢侈”,便觉得这玩意学来作甚?我大唐之士,“功业宜先于济理,章句非急于适时”,索性去学骑马射箭、孙吴兵法,随后投笔从戎,立功疆场,最后居然当上安北都护,后来又任易州刺史、高阳军使,仕途直至河东节度使。


到了高岳这个年代,国子监也好,州县两学也罢,根本就是名存实亡了,所以先前高岳在太学里,国家为保住国子监,要求京兆府解送的举子,国子监学生必须占取一定比例。


“唉,人心既去,即便以法律拘押之,也是无济于事的!”高岳深知,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要不要振兴,当然要,可靠下达些政策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而是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进行强力的革新才是。


“马上就在兴元府复兴学馆,不过学馆也是要厨料、木薪、俸禄等各种支出的,我准备从职田米当中,抽取三分之一来,再加上公私俸禄里支取五百贯钱,充作学馆的经费。”高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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