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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九节 改革成功的曙光(1 / 2)

周琅用了四十年时间,先是以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公司,接着推广到铁路公司、运河公司这种较为纯粹的商业特许公司,最后允许地方批准成立地方公司,打造了一个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地方的商业公司体系。让这种大型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周琅半是主动探索,半是顺其自然,也算是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这套体系,是跟中国文化相适应和相融合的。


最让周琅惊喜的是,商业公司的出现,竟然开始冲击到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社会精英依然歧视普通商人,但是他们并不歧视商业公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和适应。


许多读书人、官员、大地主,不但不歧视商业公司,而且会积极购买商业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将其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这个意义非凡,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化。革命式的消灭旧精英阶层,确实能够立竿见影,可要让新精英成长起来并带领国家前进,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这次大革命确实惊心动魄,确实让人热血沸腾,让普通人十分痛快,看到一个个过去趾高气扬,骑在自己头顶的权贵被断头台砍下脑袋,欢呼的人群不计其数。


可是带来的后果,却让法国彻底失去了跟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甚至让法国沦落到了欧洲二流国家,只能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为伍,跟英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如果中国也爆发这种大革命,清洗传统的地主阶层,官僚阶层和读书人阶层,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比法国高无数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比法国更加严重,至少法国是支持商业的,重商主义早就有了根基,商人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除了这些精英,就是一群农民,让农民来统治国家,道理上确实光明正大,庶民取得了权力,但对庶民,却未必是好事。


以中国这样的国情,不死一亿人,别想摸清楚统治的经验和奥秘。至于付出的机会成本,恐怕是沦落一百年,甚至更长。周琅既不像付出一亿生命的代价,也不想付出沉沦的机会成本,就只能跟传统精英合作,慢慢改造他们。


周琅发现这种情况,是通过民间开始办理的报纸,他发现大多数商业公司披露的信息,都相当傲慢,完全没有传统商人阶层那种唯唯诺诺。这些公司的公文都相当官方,俨然自己是官府一样。


于是周琅开始亲自询问了不少人,发现普通人也将这些各级政府特许的商业公司,看成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而不是普通商人经营的商铺,或者工匠经营的作坊。


周琅开始很惊讶,这完全不是他的初衷,这种商业股份公司,跟官府有个毛的关系,所有公司的运作,也不是官方性质的,他们跟普通商人一样纳税,除了股份制带来的有限责任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但也不奇怪,新事物总是要形成适应他的文化的。就好像后世很多人都将企事业单位,看作跟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性质。新事物总是要在老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种特许公司,既不是官办的,也不是过去那种受到政府严密监控的十三行性质的商业组织,而是完全按照市场办事的企业,但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层层条件,才能得到许可,因此他们有意无意的将自己定位为了一种非官办又非民间的组织。


社会精英也不认为这种所有人都可以持股的企业,是普通商人的店铺一样的性质,反而将这种自由买卖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官府之外的公共事务。他们投资这种资产不丢人,所以才有传统精英竞相购买公司股份的事情。


而这种现象,是周琅最满意的,这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型。这种转型也许没有新培养一个精英阶层那么快速,那么彻底,但他平稳。历史上没有经历革命而成功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这种传统精英的转型。英国的贵族转型为经营传统工商业的新贵族,德国贵族转型为农业和工业资本的容克地主阶层。日本的武士成功工商业企业家,都是这种转型。这三个国家也就相对平稳一些。没有法国那么动荡,更没有中国那么曲折。


不好的是,这些商业公司跟官方的关系太密切,肯定会出事。他们不是官僚资本,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附于官僚阶层。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依赖于官府的特许,特许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半是十年和十五年,所以保持跟官府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成功经营的根基。


好的是,由于全社会都给予股份制商业公司一种高大上的印象,让所有阶层都热衷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商人阶层挖空心思想成立股份公司,其他阶层也踊跃购买新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商业公司的发展势头很猛,商业力量在社会各种力量中增长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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